優良示範的威脅

沒有國家可以演免除這樣的對待，不管多麼不重要。事實上，都是那些最弱小貧窮的國家喚醒最大的歇斯底里狀態。

以1960年的寮國為例，也許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。住在那裡大部分的人民並不知道什麼是寮國；他們只知道他們住在一個小村落，而鄰近也有個其他的村落。

但當這裡的底層社會革命開始發展這裡時，華盛頓稱寮國為兇惡的“秘密炸彈”，
實際上以行動消滅了大部分有人居住的地區，這已被承認，對於美國陷入南越的戰爭是不相關的。

在格瑞納達(拉丁美洲島國)有十萬的人民生產肉豆蔻，你很難在地圖上發現它。但當它開始經歷溫和的社會改革時，華盛頓很快地摧毀了這個威脅。

從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到1980年代東歐共產黨潰散，當時美國的攻擊都能被以抵擋蘇維埃的威脅來做解釋。所以當美國在1983侵略格瑞納達時，參與此事的領導者解釋到，這是針對為蘇維埃對西歐的攻擊事件，懷有敵意的格瑞納達能夠破壞迦勒比海到西歐的油料供應，而我們沒有辦法保護那些被包圍的盟友。現在這些看起來很商業化，但類似那種的故事能夠幫忙動員公眾的支持以進行侵犯、恐怖或動和顛覆。

對尼加拉瓜的攻擊被合理化，如果我們在那裡不阻止“他們”，他們將經由德州的邊境湧入哈林根市，只要兩天的車程（對受過教育的人們來說，有著更多詭辯性質的變形，但似乎是合理的。）

對美國的經濟而言，尼加拉瓜可以消失，而且沒有人會注意到。薩爾瓦多也是如此。兩者都遭到美國殘忍的攻擊，花費的代價是成千上萬的人命和數百萬的美金。

這就是原因。越貧弱的國家，當它成為示範的時候越是危險。如果連格瑞納達這一個小小的、貧窮的國家都能夠成功地帶給帶給人民更好的生活，其他地方則會以這為例並且問自己，為什麼我們不行？

這在印度也是一樣，印度相當地大而且擁有特殊的資源。即Eisenhower和他的顧問們說了一堆有關米、錫、和橡膠的大話，真正的威脅是，如果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都能達成獨立、公平的目標，泰國的人民將會接著學習，如果泰國成功了，馬來亞也會嘗試，很快地印尼也會尋求獨立….

如果你想知道臣服於美國投資者需要的全球系統，你不能讓其中的碎片溜走。它是如此地惹人注目，在文件，甚至偶爾在公眾的紀錄中被陳述。以智利的Allende為例。

智利是一個相當大的國家，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。但智利獨立並不會對美國造成影響。為什麼我們要對此如此關心？根據Kissinger解釋，智利是病毒，可能會感染其他的地區，對義大利的造成影響。

不管40年代中情局對義大利的顛覆，義大利現今仍有勞工運動。看到智利在社會民主政府上的成功會對義大利選民傳播錯誤的訊息。假如他們接受得到自己國家控制權的可笑想法，假如1940年代中情局以危險手段傷害的勞工運動重新復活？

美國決策者們，由1940年代的國務卿Dean Acheon 到現今的美國決策者們一直警告著“一個腐爛的蘋果會壞了一整桶的蘋果”，危險性在於這“腐爛”--社會和經濟進步--會傳播出去。

這個“爛蘋果理論”被大眾傳媒稱為骨牌理論。這個觀點被用來驚嚇民眾，如胡志明搭著獨木舟並且在登上加州這一類的，也許有些美國的領導者相信這些廢話--這是有可能的--但是理性的決策者們一定不可能相信。他們了解真正的威脅在於“優良的示範”。

有時候此觀點會被明確地解釋。當美國策畫者在1954年要推翻瓜地馬拉人的民主，美國國務院正式指出“瓜地馬拉已經變成一個正在茁壯，成為對宏都拉斯和薩爾瓦多內穩定性的威脅”它的土地改革是個有利的宣傳武器；它那寬廣的社會計劃，在多方面的奮鬥以救助勞工和小農對抗上層階級和國外企業，已經強力的吸引了中美洲鄰居的人民，在那裡相同的情況開始流行。

換句話說，美國要的“穩定”，指的是“上層階級和大型國外企業”的安全保障。這可以經由表面上的民主策劃來達成。如果不行，當優良的示範造成“對穩定的威脅”，就必須在病毒感染其他地方之前被消滅它。

這就是為什麼，即使是最為小的斑點也會造成威脅，而且是必須被摧毀的。

我們對民主的承諾

在一份高層的檔案中，美國決策者們確立了他們的觀點，對於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的主要威脅是第三世界的國家主義--有時稱為極端民族主義 :“民族主義的政體”必須負責滿足民眾的需求，改善目前民眾的低生活水準和國內需求的生產。

他們的基本目標不斷地重複著，要使“極端民族主義政體”遠離或甚至是談論權力-- 或者，對於某些僥倖者來說，他們的確是得到權力。將他們撤移，設置偏好國內外資本的私人投資和出口以及將利潤帶出國家的政府。(在秘密文件中，這些目標從來沒有被質疑過。如果你是美國政策的策劃者之一，這有點像是呼吸空氣一樣的自然。)

這些民主和社會改革的反對派，在這些受害國家中從來不曾受歡迎。你很難看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會對此感到興奮。除了那些和美國經濟有關而從中獲利的一小部份人。

這場戰爭完全是靠著對數萬的希臘人使用酷刑和政治流放；而其他數萬人我們用“再教育營”來對付，以及摧毀任何有可能獨立的政治勢力或團體。

在美國投資者和當地生意人的佈局下，大多數人必須移民以求生存。獲利著則包含納粹 ;受害者則包含由共產義者所帶領的小農和反法西斯勢力。

我們成功地使希臘對抗自己的人民，這樹立了越戰的模式---如同Adlai Steven在1964年對聯合國的解釋。雷根的幕僚談論到中美洲時用的正是此模式。而此模式被運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。

1947年華盛頓在日本使用“逆向路線”，終止了由麥克阿瑟將軍軍事管理時期所開始的早期民主化步驟。此逆向路線鎮壓團體和其他的國內勢力，在國內嚴密地部署源自日本法西斯的合作團隊-- 一個由國家和私人力量組成的系統，現今仍持續運作。

當美國在1945年進入韓國，他們解散了當地人民政府。利用日本的法西斯警察和日軍佔領期間的當地通敵者領導血腥鎮壓。我們稱它為韓戰之前，南韓大約10萬的人民被謀殺，在濟州島這個小地方，針對小農起義的鎮壓行動中，有3到4萬的人被殺。

在哥倫比亞，由Franco的西班牙鼓動的法西斯政變，帶來美國政府的一些小小抗議 ; 在委內瑞拉的軍事政變既沒有，甚至在巴拿馬的法西斯愛慕者的復辟也沒有。但在瓜地馬拉，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府，在羅斯福的新政上樹立了典範，則引起美國激烈的對抗。

1954年中情局策劃了政變，使瓜地馬拉變成地球上的地獄，之後便一直保持這種方法--美國常態地干預和支持，特別在Kennedy 和Johnson總統時。

鎮壓反法西斯勢力一個方面是徵募戰犯，如Klaus Barbie--黑衫隊軍官和法國里昂的蓋世太保首領。他在那裡得到他的綽號: 里昂的屠夫。雖然他必須對許多可怕的罪行負責，美國軍方仍讓他負責對法國的諜報活動。

美國期望藉由武力和與軍方結合的勢力--“拉丁美洲最小的反美政治團體”--如同甘迺迪決策者們所說的-- 所以他們可以摧毀任何當地無法控制的民眾團體。

美國願意去容忍社會改革，以哥斯大黎加當作例子，只有當勞工的權力被壓榨，和對適合國外投資環境的維護。因為哥斯大黎加政重視此必要的兩點責任，才能夠進行自己的改革。

其他的問題在此秘密文件中不斷的被指出，指的是第三世界國家過度的民主。(這個問題在拉丁美洲特別的嚴重，當地政府沒有充分地承諾要尋求在旅遊上的控制和約束，當地的司法系統是如此有缺陷的，他們要求以證據來起訴犯人。)

在甘迺迪時期，這是不變的悲嘆。(此後，這紀錄仍未解密)甘迺迪自由派對於克服過度民主的需要始終堅定不移。這導致了“破壞”的許可--根據如此，當然，他們認為人民正在思考錯誤的概念 。

美國人並不是，不管怎麼說，缺乏對窮人的憐憫。舉例來說，在1950年代中期，我們哥斯大黎加大使建議美國水果公司(基本上是他們在統治哥斯大黎加)，對勞工施以“一點點相關的簡單和表面的利益，能夠造成心理上的影響”。

John Foster Dulles 的秘書同意這點，他告訴Eisenhower總統要將拉丁美洲納入，“你必須用一點甜頭來安撫他們，讓他們覺得你是喜歡他們的”。

美國隊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如果民主變的不好控制的時候，我們便不斷地反抗民主。問題在於真正的民主是，他們常傾向那些異端邪說，像是政府必須對人民的需要負責，而不是對美國投資者。

美國國內所做的研究，由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（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London）發表，當美國使用民主的應酬話時，他們真正的保證是對“私人的、資本的企業”。當投資者的權力被威脅時，民主就必須出動；如果這些權力被保護的話，那些殺人犯和虐待者則將不會有事。

有時藉著美國直接地干預，議會政府被封鎖或廢除，如1953年的伊朗、1954年的瓜地馬拉(以及1963年，Kennedy支持一次軍事政變以預防民主威脅的重返)、1963年和1965年的多明尼加共合國、1964年的巴西、1973年的智利以及時常在其他的地方。我們的政策常常是相同於對薩爾瓦多的政策，對地球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樣。

所使用的方法並不令人愉快。美國所領導的反政府力量，在尼加拉瓜所做的；我們的恐怖的代理人在薩爾瓦多或瓜地馬拉所做的，不是一般性的殺戮。主要成分為血腥殘酷的虐待--用石頭敲打嬰兒，把婦女倒吊起來，她們的乳房被割掉，皮膚被削掉，流血至死，把人的頭砍下然後將人綁在木樁上。這點是為了摧毀獨立民族主義 和公眾的力量，因為他們可能會帶來有意義的民主。